地域与文本:风尚各殊的隋代赋学及其文化阐释Region and Text: The Stylistically Diverse Fu Studies of the Sui Dynasty and Thei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王楠
摘要(Abstract):
隋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赋体文学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出于对梁陈亡国教训的鉴戒心理,隋初统治者自觉转向了对辞赋社会功用的强调,展现了反文艺、反审美的强硬姿态。不过,在南北文化的汇聚与碰撞中,关陇豪族、江左士族与山东旧族的赋学追求却呈现了以南朝赋风为主导,北土特质逐渐被探寻与彰显的曲折脉络,显露着隋代赋学发展的积极动向。诚然,三大创作群体地域惯习、文化心态与审美风尚的不同,导致隋代尚未形成足以统领一代的赋坛风貌,然其兼杂南北赋风的取径毕竟探索了唐代赋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KeyWords): 隋代文学;赋学批评;地域文化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骈文批评通史”(22&ZD259)
作者(Author): 王楠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26.05.003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王楠:《六朝至初唐反骈观念的建构及文体意义》,《语文学刊》2026年第1期,第99—111页。
- (2)《四库全书总目》卷189《隋文纪》,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722页。
- (3)《隋书》卷2《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6页。
-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01页。
- (5)本文所标隋代诸人生卒年,均据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有隋一代国祚短促,部分创作活动跨越隋唐两朝的文人,其生卒年系年亦参阅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不见于上述二书的诸人,则以“?”表示存疑。
- (6)《隋书》卷2《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2页。
- (7)《隋书》卷66《李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38页。
- (8)《隋书》卷76《文学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64页。
- (9)《隋书》卷66《李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38页。
- (10)《隋书》卷66《李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38页。
- (11)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7页。
- (12)《隋书》卷49《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68页。
- (1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9页。
- (14)《周书》卷38《李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7页。
- (15)《隋书》卷35《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27页。
- (1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02页。
- (17)王丹:《苏绰〈大诰〉书写与西魏政权更替》,《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109—118页。
- (18)《隋书》卷8《礼仪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8页。
- (19)《隋书》卷66《李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38页。
- (20)《隋书》卷66《李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38页。
- (21)《中说》非王通自撰,而是其子弟辈掇拾其讲学时之言语加以整理,并增益附会而成,然亦有王通思想在。阮逸《文中子中说序》:“《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
- (22)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 (23)王通:《文中子中说》,阮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页。
- (24)《中说·述史》:“内史薛公谓子曰:‘吾文章可谓淫溺矣。’文中子离席而拜曰:‘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薛公因执子手喟然而咏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颓纲。’”
- (25)《中说·事君》:“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揔,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
- (26)王通:《文中子中说》,阮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 (27)王通:《文中子中说》,阮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 (28)《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92《答东阿王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
- (29)钟嵘:《诗品笺注》,曹旭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 (30)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9页。
- (31)王通:《文中子中说》,阮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 (32)王学军:《颜延之集编年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84页。
- (33)《南史》卷22《王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95页。
- (34)《南史》卷59《任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5页。
- (35)《中说·天地》:“或问扬雄张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艰。’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
- (36)《汉书》卷87《扬雄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75页。
- (37)《汉书》卷87《扬雄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83页。
- (38)《后汉书》卷59《张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7页。
- (39)《后汉书》卷59《张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7页。
- (40)张衡:《张衡诗文集校注》,张震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 (41)王绩:《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韩理洲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
- (42)王绩《游北山赋》:“白牛溪里,岗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又,王绩该篇自注谓:“此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为俊颖。而姚义多慷慨,同侪方之仲由;薛收以理达称,方庄周,薛实妙言理也。”
- (43)《四库全书总目》卷149《东皋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77页。
- (44)王绩:《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韩理洲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 (45)《隋书》卷35《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27页。
- (46)《资治通鉴》卷177《隋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510页。
- (47)《隋书》卷3《炀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6页。
- (48)《隋书》卷76《王胄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71页。
- (49)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 (50)“‘雅’是来自五经的系统,所以代表文章由内容之正大而来的品格之正大;‘丽’是来自楚辞系统,所以代表文章形相之美,即代表文学的艺术性。”详见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第181页。
- (51)《隋书》卷75《儒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47页。
- (52)《旧唐书》卷189《儒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3页。
- (53)《隋书》卷58《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54页。
- (54)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 (55)司空图:《诗品集解》,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2页。
- (56)《周书·庾信传》:“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又,《周书·文帝诸子传》:“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诚然,按照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庾信羁留北方的作品大都展现出了沉郁苍凉的风貌,但所谓“徐庾体”“庾信体”主要是指“他们对于骈文底形式特点的运用和建树”(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徐庾与骈体》),所以庾信的作品在反骈观念高涨的隋唐之际,难以获得较高的评价。
- (57)《隋书·滕穆王瓒传》:“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学,解属文,既而作《零陵赋》以自寄,其辞哀思。帝见而怒之,转徙南海。”
- (58)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
- (59)《隋书》卷45《房陵王勇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22页。
- (60)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 (61)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 (6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1页。
- (63)《南齐书》卷23《王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38页。
- (64)《隋书》卷76《潘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72—1173页。
- (65)《隋书·潘徽传》:“及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途,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名曰《述恩赋》。俊览而善之。”
- (66)《隋书》卷58《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54页。
- (67)《隋书》卷36《炀帝萧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41页。
- (68)《隋书·萧琮传》:“炀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见亲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缌麻以上,并随才擢用,于是诸萧昆弟布列朝廷。”又,“兰陵萧氏既是侨姓大族,又兼两朝帝室,陈氏最后归降,又不及荆州后梁与西魏北周密切,如果关中集团想拉拢南方人心,后梁萧詧一系最为恰当。”详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09页。
- (69)《隋书·萧琮传》:“(萧琮,萧皇后兄)尝与贺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诛,复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又,《资治通鉴·唐纪九》:“上谓秘书监萧璟(萧皇后弟)曰:‘卿在隋世数见皇后乎?’对曰:‘彼儿女且不得见,臣何人,得见之!’”
- (70)《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34《梦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 (7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34《梦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69页。
- (72)《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34《愁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 (7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26《报任少卿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
- (74)关于《颜氏家训》的成书时间,双鉴楼藏明刊本题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但据《颜氏家训·终制》“今虽混一,家道罄穷”句,成书显系隋代统一全国以后,故将颜之推的辞赋观置于隋代论述。
- (75)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4页。
- (76)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6页。
- (77)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4页。
- (78)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4页。
- (79)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5页。
- (80)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2—253页。
- (81)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9页。
- (82)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5页。
- (83)“自丧乱已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颜氏家训·止足》),世事无常、吉凶难料的生存状态使颜之推不敢锋芒毕露。“北方政教严切”(《颜氏家训·终制》)“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痏”(《观我生赋》),异朝的排挤也常常让颜氏心有余悸。类似的忌讳在文学上也时有发生:“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颜氏家训·文章》)这些都使颜之推养成了明哲保身、谨言慎行的处事态度。
- (84)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4页。
- (85)《隋书·文学传序》:“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其中,“太和”为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年号,“天保”是北齐文宣帝时期的年号。
- (86)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1页。
- (87)胡安顺:《音韵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2页。
- (88)王绩《三日赋序》:“余以大业四年,获游京邑。暮春三月,暂骋娱游。新停隐士之船,即赴群工之席。赏闲兴洽,接袂方辕。西望昆池,东临灞岸。帷屏竟野,士女盈川。宝马香车,星流云布。气鲜风暖,诚如褚爽之词;络绎缤纷,正是张衡之说。不能默尔,聊为赋焉。”可知该赋必作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
- (89)如对于萧悫《秋诗》“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两句,颜之推评价甚高,“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颜氏家训·文章》),南北诸人的看法判然有别,恰是北方固有的文学传统与文化认同感长期在山东士人心中蛰伏的明证。
- (90)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21页。
- (91)《北齐书》卷45《文苑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02页。
- (92)王利器考证《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出自刘善经《四声指归》。详见《文镜秘府论校注》,第331—333页。
- (93)马铁浩:《隋代文学南北融合的观念与历史》,《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第185—195页。
- (94)《隋书》卷76《文学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64页。
- (95)《隋书》卷66《郎茂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45页。
- (96)《隋书》卷58《辛德源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54页。
- (97)《旧唐书》卷73《薛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87页。
- (98)王绩:《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韩理洲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
- (99)《隋书·卢思道传》:“高祖(隋文帝)为丞相,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据《隋书·高祖纪上》,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五月,周宣帝崩,周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遂引隋文帝入总朝政,拜假黄钺、左大丞相。九月,授大丞相。故该赋当作于北周静帝时。但由于距卢氏入隋不远,且卢氏入隋后仍官途沦滞,入隋前后的赋风未发生明显改变,故将《孤鸿赋》纳入了考察范围。
- (100)祝尚书:《卢思道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01页。
- (101)祝尚书:《卢思道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09页。
- (102)《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19《宴喜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 (103)《隋书》卷57《薛道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41—942页。
- (104)魏徵作为由隋入唐的赋家,主要活跃于入唐以后,但该赋实创作于隋代。《旧唐书·魏徵传》云:“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大业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召徵使典书记。”据《资治通鉴·隋纪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应李密在隋恭帝义宁元年(617),故可推知魏徵于617年就已结束道士生活并离开道观,该赋所作时间不会晚于此年。
- (105)《全唐文》卷139《道观内柏树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08页。
- (106)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
- (107)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页。
- (108)于东新、王楠:《从“绮丽”到“典丽”:六朝至盛唐骈体赋审美形态的转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第8—21页。